第10章：维权无果 (第3/3页)
挂了电话，我蹲在出租屋的门口，抽了根烟。那根烟抽得很慢，每一口都吸得很深，好像要把所有的不甘心都吞进去，再吐出来就变成烟散了。但烟散了，不甘心还在。
后来我不再跑了。不是放弃了，是跑不动了。
我算了算为了维权花掉的钱和精力：车费来回六趟，每趟八块，四十八块；请假的误工费——虽然当时没工作，但时间也是钱，我本来可以用那些时间去劳务市场等活，每天至少能抢到一两天日结，算下来至少损失了三百块；还有那些心力，那种每次满怀希望去、每次带着失望回的感觉，那种被踢皮球的憋屈，那种你明明觉得有理但就是没人听你的无助。
这些加起来，已经远远超过了那480块。
我后来在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洗碗，月薪3500，包吃不住。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胖胖的，说话大嗓门，但人不错。她没有让我交任何押金，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就说你干一天算一天，月底结账。我干了两个月，她每个月准时发工资，一分不少。有一次我感冒了，她还让人给我熬了姜汤。
那两个月是我来这个城市以后过得最踏实的日子。虽然工资不高，虽然住的还是出租屋，但至少没有人骗我，没有人让我交这费那费，没有组长骂我“眼睛长在屁股上”。
有一天晚上下班，我路过那条街——就是那个中介在的那条街。诚信人力的招牌已经换成了“好运来房产”，玻璃门上贴着“房屋出租”“二手房买卖”。我站在门口看了几秒钟，想起那张红色传单，想起那480块，想起那个戴眼镜的组长，想起劳动监察窗口那个中年男人的头顶。
我想进去问问那个卖房子的，知不知道之前的中介去哪了。但我没进去，问了又能怎样呢？
转身走的时候，我看到街对面有个人蹲在路边吃盒饭。那人穿着蓝色工服，背后印着“XX搬家”的字样。他吃得很急，筷子扒拉得飞快，饭粒掉了一地。旁边放着他的工具——几根绳子，一床旧毛毯，还有一个军绿色的水壶。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老张。想起公园长椅上的老张，想起桥洞里的那个人，想起劳务市场门口那个说“我走路回去”的年轻人。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去维权？有没有像我一样，跑到劳动监察，跑到仲裁，跑到法院，跑到街道办，最后发现所有的路都通向同一个地方——一堵墙。
墙上面写着几个字：“建议协商解决。”
什么叫协商？你和一个跑路的人协商？你和一个不接电话的厂协商？你和一个用合法合同把你所有权利都写没了的人协商？
协商就是告诉你：别折腾了，认了吧。
我认了。
不是因为我软弱，是因为我算了账。维权要花的时间、精力、钱，比我要维的那个权本身还要多。这是一个倒挂的天平，砝码全部压在维权者这一边，你越用力，天平越往另一边倾斜。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劳动监察大队。
但我每次路过那棵歪脖子树，都会往里看一眼。里面还是那些人，拿号的，等叫号的，蹲着的，站着的，表情都跟我当初一样。他们还在等。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通知，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接通的电话，等一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正义。
我只能祝他们好运。
我把那张合同——对，我一直没扔——从钱包夹层里取出来，想撕掉。但我犹豫了一下，又把它叠好，放回去了。
不是为了告他们。
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再签这种东西了。
可是不签这个，签什么呢？
所有的工作都要签合同，所有的合同我都看不懂，所有我看不懂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捅向我的刀。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继续洗碗，继续攒钱，继续小心翼翼地活着，争取不再被骗。
但我知道，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出站口，每天都有发红色传单的人。她们涂着很厚的粉，笑起来嘴角往上提，眼睛不动。她们把传单塞给每一个拖着行李箱走出来的人。
那些人里，总有人会跟我当初一样，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觉得那8000块已经揣进了兜里。
我想在出站口站着，等他们出来，告诉他们不要信。
但我站不了那么久，我也要吃饭。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说——如果你看到一张红色的传单，上面写着月薪8000-12000，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坐着上班，空调车间。
别信。
但我说了也没用。
当初也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没信。
因为你不信这个，你信什么呢？
你总得信点什么，才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