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安一百零八坊 (第2/3页)
，在二十一世纪就是靠烧烤起家的——他家的赵赵烧烤在永州开了十几年，从路边摊做到门面房，赵磊从小在炭火边长大，闭着眼睛都能闻出羊肉新不新鲜、孜然纯不纯。穿越到唐朝，他第一反应不是恐慌，不是迷茫，而是摆摊。这很赵磊。
景风门街走到尽头，拐进一条更宽的大街。福伯说这是“安门街”，沿着这条街往南走两里地，再往东拐一个弯，就是东市。
两里地。
唐靖超在心里换算了一下，大约一公里。不远，但他走得慢，这一公里足够他走小半个时辰。
他喜欢这种慢。
快节奏是二十一世纪的病。消息要秒回，视频要倍速，外卖超时五分钟就要给差评。所有人都在赶路，没有人知道目的地在哪里。而在这个时代，从崇仁坊到东市的两里地，你需要一步一步走过去，没有办法更快，也没有必要更快。
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
一队骆驼从对面走来，领头的骆驼脖子上挂着一个铜铃，叮叮当当的声响清脆悦耳。骆驼背上驮着鼓鼓囊囊的毛毯包裹，包裹的缝隙里露出一截弯刀柄，刀柄上镶着绿松石。牵骆驼的是个高鼻深目的胡商，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羊皮袄，脸上挂着长途跋涉后的疲惫，但眼神明亮，看见街边的茶摊时，眼睛里亮了一下。
他想喝茶。
唐靖超看着那个胡商，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人的家乡在哪里？撒马尔罕？还是更远的波斯？他走了多远才到长安？三个月？半年？他带着那些货品穿越了沙漠、戈壁、雪山、草原，躲过了风沙、盗贼、疾病和干渴，最终到达了这座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他会在这里卖掉他的货物，赚一笔钱，然后买满一驮丝绸和茶叶，再走上几个月甚至一年，回到他的家乡，成为那个绿洲小城里最富有的人。
这个人的一生，在历史书上连一个脚注都混不上。
但他是活的。此时此刻，他就在唐靖超面前不到十步远的地方，牵着他的骆驼，想着他的茶，活着。
这个念头让唐靖超的后背微微发凉。
“公子，到了。”福伯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拉回来。
东市的市门是一座高大的牌楼，木质的门楣上刻着三个大字——“东市署”，字体是端正的楷书，笔画遒劲，应该是出自某位名家之手。牌楼下面站着两个穿着皂衣的市吏，腰间挂着铜牌，手按刀柄，目光警惕地扫视着进出的人群。
进入东市需要登记。
这也是长安城的规矩——所有商业区都实行严格的出入管理，市民进入市场要在市吏那里登记姓名和住址，离开的时候再销号。这制度在二十一世纪的人看来繁琐得不可思议，但在唐朝，这是维持治安的常规手段。
唐靖超走到市吏面前，报了身份。市吏看了一眼他腰间的横刀和身上的鹤氅，态度立刻变得恭敬起来，在竹简上草草记了两笔，就挥手放行了。
东市里面比外面热闹十倍。
街道两侧的店铺鳞次栉比，二层楼阁的木结构建筑一栋挨着一栋，飞檐翘角，檐下挂着各色幌子——酒旗、茶幡、药幌、绸缎庄的彩幔，在晨风中轻轻摇曳。店铺门前摆着摊床，摊床上堆满了货物，绸缎叠得整整齐齐，瓷器码得错落有致，香料用小布袋装着，袋口扎着彩绳，绳头垂下来，像一串串彩色的小铃铛。
人声鼎沸。
买家和卖家在讨价还价，声音大得像吵架。一个胖胖的波斯商人用半生不熟的汉语跟一个老妇争论着胡椒的价格，老妇的声音尖锐得像刀刮玻璃，波斯商人的声音浑厚得像低音鼓，两个人你来我往，围观的人看得津津有味，不时有人插嘴帮腔。
一个卖瓷器的年轻人在高声吆喝：“越窑的青瓷！秘色瓷！官窑的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他的声音已经沙哑了，但还在一遍一遍地喊，每喊一声，额头的青筋就鼓一下。
一个穿着胡服的女人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孩子从唐靖超面前经过，孩子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糖汁顺着竹签往下淌，滴在孩子的手背上，孩子伸出舌头去舔，舔得满脸都是糖渍。女人低头看了孩子一眼，叹了口气，掏出一块帕子蹲下来给他擦脸，嘴里念叨着什么，声音轻柔得几乎听不见。
这些画面像一部没有剪辑的长镜头电影，每一帧都饱满得快要溢出来。
唐靖超站在东市的主街上，缓缓转动目光，从左到右，从前到后，将这人间烟火一寸一寸地收进眼底。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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