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血清 (第3/3页)
上？”
他看着我，眼睛很亮。
“你刚才说——我妻子和我女儿在食堂。她们安全了。”他忽然笑了一下，脸上的胡茬跟着动了动，“我在这里撑了五天，每一天都在想——她们还活着吗？有没有人救她们？她们有没有东西吃？现在我知道了。她们在你那里，有吃的，有医生。我现在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钟老师也送下去，把这些孩子全送下去。至于我自己——体育老师嘛，体能好。撑得住。”
刘惠珍在旁边听着，嘴唇抿成了一条线。傅少坤低着头，看不清表情。黄丽霏握着铅球的手在微微发抖。
“周老师——”背上的林小禾忽然发出了声音，她的头靠在我肩膀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周老师你不要走——”
周建国蹲下来，粗糙的手掌轻轻拍了拍林小禾的脸。
“小禾乖。周老师不走。周老师在天台上等你们。你们先下去，等外面安全了，再回来接周老师。”他站起来，把口哨含在嘴里，对刘惠珍点了点头，“小姑娘，你跑得快——我现在吹哨子，把丧尸往这边引。你算好时机，走廊里的丧尸一散开，你就冲过去砸门。广播室的防盗门是往外开的，用力拉。”
“往里拉还是往外推？”刘惠珍问。
“往外拉。门把手是横的，往左拧。”
“明白。”
周建国深吸一口气，把口哨对准三楼走廊的方向，用力吹响了。
体育老师的口哨声在大理九月的早晨尖利地响起来，刺穿了教学楼里三百个丧尸的共振低鸣。那一瞬间，整个教学楼都安静了半秒——然后走廊里的丧尸同时转向，朝着哨声的方向涌过来。
周建国开始往防火梯上方跑。他每跑几步就停下来吹一声哨子，确保丧尸能跟上他的节奏。从三楼走廊涌出的丧尸挤在防火梯入口，挣扎着往上爬，它们的动作在狭窄的铁梯上变得笨拙——铁梯的台阶间距太大，丧尸僵硬的腿抬不了那么高，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踩着前面的身体往上爬。整条防火梯变成了一条由腐烂血肉铺成的蠕动通道。
刘惠珍在三楼走廊丧尸散开的瞬间就冲出去了。她的速度在狭长的走廊里拉出一道残影，二十米的距离只用了几步。她冲到广播室门口，手抓住横把手，往左拧，往外猛拉。
防盗门开了。
一个年轻女人从门里跌出来。手里抱着一台便携式收音机，身上穿着一件已经脏污的白色衬衫，裙子上全是灰尘。她脸上有血渍，但眼睛是清醒的——困在广播室四天，靠小卖部的饼干和水活到现在，每天对着广播系统喊话，嗓子已经哑得几乎发不出声音。
“走！”刘惠珍抓住她的手，拉着她往防火梯方向跑。
走廊那头的丧尸开始回过神来了。一部分还在追周建国的哨声，但另一部分已经注意到了走廊里跑动的两个人影。它们转过身，往刘惠珍和钟老师的方向冲过来。
傅少坤站在防火梯平台上，铁管横扫出去，把从走廊追过来的第一个丧尸打翻在地。黄丽霏的铅球带着尼龙绳飞出去，砸中第二个丧尸的太阳穴，然后一拉绳子收回来，再砸。谢佳恒的长杆堵住了楼梯口，把挤上来的丧尸一个一个捅下去。
我背着林小禾，护着十几个小学生往下跑。一层、二层、一层半——距离地面只剩最后一段防火梯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天台方向。
周建国站在天台边缘，手里握着口哨，正在把防火门重新关上。门在他身后缓慢地合拢，丧尸的手指从门缝里伸出来，灰白色的指尖抓挠着铁门板，发出尖利的响声。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距离太远，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举起了一只手，朝我们挥了一下。
然后防火门关上了。
口哨声停了。
“走！”我咬着牙喊。
我们下到地面，沿着消防通道翻出围墙。农校路上阳光猛烈，空气里全是灰尘和血腥味。我背着林小禾跑了多久我不知道，只知道刘惠珍一直在前面开道，傅少坤在我旁边护着，黄丽霏抱着一个走不动的二年级小女孩，谢佳恒断后，铁管上的丧尸血滴了一路。
到了食堂门口的时候，张海燕冲出来接住了孩子们。唐玲在清点人数。何秀娟第一时间把我背上的林小禾解下来，平放在临时铺好的垫子上。林茂拿着抗生素冲过来。老李端出了一大锅热水。陈晓明在本子上疯狂地记录——
“十二个小学生。一个音乐老师。一个受伤的女孩。周建国——周建国留在了天台上。”
周姐站在食堂门口，望着农校路的方向，一直望着。小语抱着她的腿，问：“爸爸呢？”
周姐没有回答。她只是把小语抱得更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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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大理大学的设备被搬回来了。肖春龙一个人清了四十多个丧尸，把地下实验室的离心机、PCR仪、显微镜、试剂盒全部打包，用大学后勤处的手推车推回了食堂。谢海活在食堂二楼搭起了临时实验室——通风橱用的是食堂的排烟管道，恒温箱用培养箱加电热丝改装，离心机放在乒乓球桌上，运转的时候整张桌子都在抖。
何秀娟和林茂穿上从实验室带回来的白大褂，把PCR仪接上发电机，开始检测我的血液样本。
“病毒RNA浓度——每毫升一千二百拷贝。”何秀娟读出屏幕上的数字。
“正常人的病毒载量是多少？”我问。
“零。你体内的病毒一直在持续复制。”林茂调出了另一组数据，“但你的抗体滴度也异常高——IgG和IgM同时升高，说明你的免疫系统一直在和病毒做拉锯战。病毒在复制，免疫系统在清除。两边打平了——这就是‘超级共生’。”
“这对做血清有帮助吗？”
“非常有用。”何秀娟从离心机里取出分离好的血清管，举到眼前看了看——淡黄色的液体，在试管里微微晃动，“你的血清里含有高浓度的中和抗体。如果把这些抗体提取出来，注射给被咬伤但尚未变异的感染者，理论上——可以让感染者的免疫系统获得同样的病毒压制能力。”
“那我就是血清供体？”
“对。但有一个问题。”林茂推了推眼镜，“你的血量有限。一个成年人全身大约四千五百毫升血，每次抽血最多抽四百毫升。每四百毫升全血能分离出大约两百毫升血清。两百毫升血清够一个人用——但如果感染者很多，你的血不够。”
“那怎么办？”
“两种方案。”何秀娟打开沈教授留下的实验笔记，翻到其中一页，“第一，扩大供体来源。基地里其他觉醒者——郑海芳、刘惠珍、肖春龙——他们的血清里也可能含有中和抗体。抗体浓度可能不如你高，但合并使用可以增加血清产量。第二，沈教授提到的逆转方案——不只是被动注射抗体，而是主动逆转丧尸体内的病毒。”
“逆转？”
“对。沈教授的笔记里有一个未完成的实验方案——用高浓度中和抗体加上特定频率的电磁波，可能可以干扰丧尸体内病毒的复制周期，让病毒从‘主动攻击模式’切换回‘潜伏模式’。如果成功——丧尸就能变回人。”
“特定频率的电磁波？”林银坛听到这几个字，立刻走了过来，“什么频率？”
何秀娟翻了翻笔记。
“沈教授只写了‘神经振荡频率’，没有具体数值。他写的是‘需与觉醒者脑电波数据交叉对比’。”
“所以我们需要测觉醒者的脑电波？”
“对。而且需要脑电波测量仪。”何秀娟合上笔记本，“大理大学有吗？”
“有。”林茂说，“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有一台脑电图仪，就在地下实验室隔壁的房间。今天搬设备的时候肖春龙没拿——太重了，而且他不知道我们需要。”
“明天去拿。”郑海芳说。
“后天。”何秀娟摇头，“今晚要先处理伤员。天台上救回来的那个女孩——林小禾——她的脚踝感染太严重了。何秀娟和林茂一致决定要做清创手术。这里没有手术室，只能在冷库里做，低温可以减缓出血。没有麻醉剂，只能用酒精和咬毛巾。”
傍晚，冷库被临时改成了手术室。温度调到了十度，所有人都穿上了从宿舍楼拿来的厚外套。何秀娟主刀，林茂助手，唐玲在旁边举着手电筒照明——发电机要优先给PCR仪和离心机供电，不能分给冷库的灯。
林小禾躺在冷库中央的桌子上，身下铺着消毒过的床单。周姐在旁边握着她的手——周姐说她是所有孩子的临时妈妈，手术的时候必须有家长在。小语和其他孩子在冷库外面等着，张海燕在给他们分馒头。
何秀娟拿着手术刀的时候，手第一次抖了。
不是怕血——她处理过老李的咬伤，在教学楼里给伤员包扎过，在食堂里做了五天的医疗部长。但切开一个人的皮肉，刮掉坏死的组织，和那些都不一样。
“我来切。”林茂说。她的声音依然很冷，但接过手术刀的力道很稳，“我的解剖课成绩是A。你没做过手术，我做过。虽然是解剖台上的，但原理一样。”
“解剖台的是死的。她活着。”
“所以更需要一个切过的人来切。”林茂把手术刀在酒精灯上烧过，在空气中晾凉，“何秀娟，你负责止血和冲洗。我负责切。互相配合。”
何秀娟深吸一口气，点了头。
手术进行了四十分钟。
林茂切开小禾脚踝上发黑的皮肤和筋膜，刮掉已经坏死的肌肉组织，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直到伤口边缘露出健康的新鲜血液。何秀娟用纱布按压止血，用碘伏消毒，最后涂上从大理大学实验室带回来的抗生素软膏，缠上绷带。
小禾从始至终没有哭。她咬着一条卷起来的毛巾，眼泪不停地流，但她没有发出一声尖叫。手术做完之后，她松开口巾，嘴唇已经被咬破了，血顺着嘴角流下来。她问的第一句话是——
“周老师下来了吗？”
冷库里安静了几秒。
“还没有。”何秀娟轻声说，“但我们会去接他。”
“他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不是。”唐玲从旁边走过来，蹲在桌子旁边，用手电筒照着女孩的脸，“周老师在天台上保护你们，现在他在天台上引开了所有丧尸，让其他老师安全地下来了。他是英雄。”
“英雄会死吗？”
唐玲沉默了片刻。
“有的英雄不会。”她说，“周老师是体育老师，他跑得快，力气大，还能吹口哨。丧尸追不上他。等我们把血清做好了，就去接他。”
小禾点了点头，闭上眼睛，睡着了。
那天晚上，基地里多了一个新规矩——由傅小杨发起的，每天早晚各一次，在食堂二楼窗户对着附小方向吹口哨。不是体育老师那种尖利的哨声，是学生们用嘴吹的，有的吹得响，有的吹不响，但每次吹的时候，十三个人一起吹，声音合在一起，能传得很远。
“为什么吹口哨？”唐玲问傅小杨。
“让周老师知道我们还在。”傅小杨把弹弓收进口袋里，“他在天台上能听到。听到口哨声，他就知道——我们没忘了他。”
晚上，值夜的时候，唐玲又给我端了一杯热水。
“你的手怎么了？”
我低头看了看右手手背——上面有一道口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划的，可能是翻墙的时候被碎玻璃割的，也可能是背林小禾的时候被她的指甲划的。伤口不深，但一直在渗血。
“没事。小伤。”
“何秀娟说你现在不能受伤——你的血液里有抗体，每一滴都很珍贵。”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创可贴，撕开包装，贴在我的伤口上。她的手指很凉，贴在皮肤上像是秋天的风。
“今天你带队救了十三个人。”她说。
“周建国留在了天台上。不算完全成功。”
“你救回了他的学生和他的同事。他自己选择留下的——那不是你的失败，是他的选择。”她把创可贴按平，收回手，“何成局，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接受‘做得好’这件事？”
“大概要等很久。体育生的大脑容量有限。”
她笑了一下，然后站起来往回走。
“唐玲。”
“嗯？”
“明天我去搬脑电图仪。后天就能开始测觉醒者的脑电波。大后天——可能就能做出第一批血清。”
“然后呢？”
“然后——去附小接周建国。去大理大学把血清用在一个丧尸身上测试。如果成功——”我看着窗外，月光下操场上那些丧尸还在，它们安静地站着，面朝食堂，“就把它们一个一个变回来。”
“这是个大工程。”
“我知道。但我是盾牌。盾牌的职责就是顶在最前面，直到所有人安全。”
她没说话，只是在我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回休息室了。
我靠在墙上，左手银色的皮肤在月光下泛着微光，右手贴着唐玲给的创可贴。操场上，器材室里的三个丧尸依然安静——何秀娟说它们进入了低代谢状态，心跳每分钟只有十几下。如果血清做成了，它们可能是第一批被逆转的丧尸。
到那时候，它们会不会记得——这七天里，有一群高中生在食堂里蒸馒头、分物资、吵架、开会，用体温计、铅球和口哨，一点一点把世界重新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