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血清 (第2/3页)
发出的呼噜声叠在一起。那种声音透过墙壁传出来，让防火梯的铁栏杆都在微微震颤。
“它们在交流。”傅少坤压低声音说，“林茂说过，丧尸在静止状态下会发出低频喉音，频率在二十赫兹以下，人耳几乎听不到。但数量足够多的话，次声波会叠加，产生共振。这种共振可能是在传递某种信息。”
“三百个丧尸的共振——它们是在开会吗？”
“可能。也可能是在——睡觉。或者等待。”
第五层。防火梯已经到头了。天台入口是一扇防火门，铁制的，从外面用铁丝绕了好几圈绑死了。铁丝绑得很紧，每一圈都拉到了最紧，末端拧成了死结。这是周建国从外面锁的门——为了防止天台上的东西下去，或者防止下面的东西上来。
我用矛尖撬开铁丝，推开防火门。
天台上，阳光猛烈。
附小的天台比想象的要大，差不多有半个足球场大小。最里面是一个集装箱改造的仓库，铁皮表面被太阳晒得滚烫。仓库旁边是广播站的小房子，门开着，里面堆满了被褥和空水瓶。天台边缘有半人高的护栏，护栏上绑着一条用床单撕成的布条，在风里飘。
天台上有人。
不是一个人——是十几个人。
全部都缩在集装箱仓库的阴影里，穿着附小的校服——白衬衫，蓝裤子，胸口别着校徽。全部是小学生。最大的看起来也就十一二岁，最小的可能只有六七岁。他们挤在一起，眼神里全是恐惧，看到我们从防火门进来，有几个小孩直接哭了出来，但哭声被压得很低——他们显然已经被训练得知道不能大声。
一个成年***在孩子们前面。
他背对着我们，穿着一件脏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运动T恤，手里握着一根铁制棒球棍，棍子上缠满了布条——增加摩擦力，防止脱手。他的身形很壮实，典型的体育老师身材——肩宽腰窄，站姿稳得像一棵树。但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不是染的白，是累白的。五天的天台生存，让一个中年人的头发从黑变成了灰白。
他听到防火门打开的声音，转过身来。
四十二三岁的样子，圆脸，络腮胡，眼窝深陷，脸颊因为脱水和饥饿已经凹下去了。但他的眼睛很亮，握棒球棍的手很稳。
他看到我们的一瞬间，眼睛里涌上来的第一个情绪不是惊喜，是警觉。他把棒球棍横在身前，护住身后的孩子。
“你们是人吧？”他问。声音沙哑，嘴唇干裂，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是人。”我说，“第二高中食堂基地的。你妻子周姐和你女儿小语——在我们基地。她们让我们来接你。”
周建国的棒球棍掉在了地上。
铁棍磕在天台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靠着身后的集装箱滑坐下来，双手捂住了脸。他的肩膀在剧烈地颤抖，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身后有孩子，他不能哭出声。
过了很久，他放下手。眼眶红了，但没有泪。
“周梅和小语——她们还活着？”
“活着。周姐腿受了点轻伤，小语一点事没有。昨天我们在加油站救了她们，现在在食堂基地。有吃的，有水，有医生。”
“医生？”周建国猛地抬头，“有医生？你们基地有医生？”
“有。两个——一个是高中生，父母是医生，会处理伤口和基础药品。一个是大学生，学生物医学工程的，懂病毒。”
周建国站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臂。他的手劲儿大得惊人，我左手臂的银色皮肤都被他捏出了一圈白印。
“你们有医生——那你们能不能救她？”
“谁？”
他转身指向集装箱仓库的最深处。阴影里，一个女孩躺在几张拼起来的体操垫上。大约十岁的样子，扎着两条辫子，脸上全是汗，嘴唇白得像纸。她的左脚踝肿得发紫，伤口用布条包扎了，但布条上渗出的液体是黄绿色的——感染了。
“她叫林小禾，四年级的。四天前我去楼下找物资，她偷偷跟着我下楼——被丧尸抓了一下脚踝。没咬，就是指甲划了一道口子。我以为没事——结果伤口感染了。我用酒精洗过，用干净布包过，但越来越严重——她昨天开始发高烧，说胡话——我——”
他的声音又哽住了。
何秀娟不在。林茂不在。我们五个人里没有一个懂医术的。黄丽霏蹲下来，轻轻解开女孩脚踝上的布条，只看了一眼就把头转过去了。
伤口周围的组织已经开始发黑了。不是丧尸咬伤那种快速的坏死，是细菌感染引起的坏疽——伤口没有及时清创，细菌在厌氧环境下大量繁殖，肌肉组织正在死亡。黑色从伤口边缘往外蔓延，像一朵正在绽放的腐烂的花。
“这不是丧尸病毒。”黄丽霏重新包上布条，声音压到只有我们几个能听到的程度，“是普通感染——但如果细菌进入血液，变成败血症，她最多还能撑两天。需要抗生素，需要清创，可能需要——截肢。”
截肢。一个十岁的女孩，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截肢——这跟杀人没有区别。
“我们要把她带回食堂。”我说。
“怎么带？”傅少坤低声说，“从天台下去，走消防通道，翻墙，走四公里农校路——她根本经不起这样的颠簸。而且教学楼里有三百个丧尸，我们来的时候可以绕，但抬着一个伤员不可能绕。”
“可以背。用床单把她绑在我背上。”
“你的意思是——”
“我背她。刘惠珍和傅少坤在前面开道，谢佳恒断后，黄丽霏照顾周建国和那些孩子。其他人——周老师，你能带着这些孩子跟我们走吗？”
周建国看了看身后的十几个孩子，又看了看躺在垫子上的林小禾，然后捡起了地上的棒球棍。
“能。我已经带着他们活了五天了。再走四公里——没问题。”
“好。但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问题——三百个丧尸在教学楼里。我们来的时候它们很安静。但如果我们带走天台上所有的人，它们会不会醒？”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天台上的风忽然变大了。护栏上的布条在风里拼命地飘，像一只想要飞走的手。教学楼里那阵低沉的嗡嗡声似乎大了一点点，又似乎没有变化。三百个丧尸在下面，沉默地呼吸着，等待着某个我们不知道的信号。
“走。”我说，“现在就走。趁它们还在等。”
我们把林小禾用床单绑在我背上。她轻得不像一个十岁的孩子，五天的天台生活让她瘦得只剩骨头。她烧得迷迷糊糊的，嘴里一直在念叨什么，听不清楚。她的呼吸喷在我脖子上，很烫。
“你在背她。”刘惠珍走到我旁边，“你知道如果丧尸追上来，背上多一个人的重量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我跑得比你慢。”
“我不是在开玩笑。”她的表情难得的严肃，“你是防御型觉醒者，但你的速度本来就比丧尸慢。再背一个人，如果被围——你跑不掉。”
“那就不要被围。”我把床单的结拉紧，“你最擅长的就是把丧尸引开。如果真的被围了，你引开它们，我带她跑。”
“你确定？”
“确定。”我看着她，“你不是说过吗，体育生战队——跑得快的人负责引怪，力气大的人负责打。今天该你跑了。”
她的嘴角动了一下，然后伸手帮我拉紧了床单最后一个结。
“那你别死了。食堂的肉包子我还没吃够。”
“你一个短跑的，怎么老是惦记肉包子？”
“因为张海燕做的肉包子是全基地最好吃的。”她说完就往前跑了，短矛在手里转了个圈，走到了队伍最前面。
下天台之前，周建国做了最后一件事——他把天台上的几个塑料桶收集起来，摞在防火门旁边。然后从仓库里拿出了一包洗衣粉，均匀地撒在防火门前面的地面上。
“如果丧尸上天台——或者别的东西想从上面下去——踩到洗衣粉会留下脚印。我回来的时候能判断有没有东西进来过。”他拍了拍手上的粉末，“以前当兵的时候学的。”
“你当过兵？”
“武警。退役之后考的体育教师资格。”他把棒球棍扛在肩上，“教了十五年小学体育。没想到这辈子还有机会用上部队学的那些东西。”
下防火梯的时候，队伍是沉默的。十二个小学生排成两列，手拉着手，跟着周建国往下走。他们被训练得很好——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哭，每个人都知道该迈哪只脚。周建国走在最前面，棒球棍横在身前，每下一个台阶都要先停一下，听一听教学楼里的动静。黄丽霏跟在孩子们旁边，手里握着铅球，绳子已经在手腕上绕好了。
我背着林小禾走在队伍中间。床单绑得很紧，她的重量均匀地压在我的背部和肩膀上。左手臂的银色皮肤在阳光下微微发热，像是在主动调节温度——林茂之前跟我说过，防御型觉醒者的身体会自主适应外部环境。背负重物的时候，骨骼和肌肉会自动增加支撑力。
走到第三层的时候，教学楼里传来了一声嘶吼。
不是丧尸的嘶吼——是人的。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教学楼三楼某个教室里，大喊了一声“救命”。声音很响，响得整个教学楼都能听到。
然后教学楼里的嗡嗡声变了。
从低频共振变成了高频嘶鸣。三百个丧尸同时发出的声音让整个楼梯间都在震动，墙皮扑簌扑簌往下掉。脚下的铁梯在震颤，震得脚底发麻。
“谁在喊？”刘惠珍停住了。
“教学楼里面还有人？”傅少坤握紧了手里的铁管。
“周老师，”我压低声音喊前面的周建国，“教学楼里面还有没有其他老师？”
周建国的脸白了。
“有——有一个——钟老师。音乐老师。她跟我一起把孩子们送上天台，然后她说要去广播室，用广播系统发出求救信号——她一个人下了天台——那是四天前的事——”
“四天前？她一个人在三楼广播室活了四天？”
“广播室有防盗门！里面有小卖部的存货——如果她能锁好门——”
三楼。广播室。防盗门。
我脑子里瞬间闪过了附小的平面图。广播室在三楼走廊尽头，挨着音乐教室。从防火梯三楼平台到广播室，直线距离不到二十米。但中间隔着一整条走廊——而三百个丧尸在走廊里。
“救不救？”刘惠珍看着我。她的短矛已经拔出来了，眼睛里的紧张和兴奋混在一起，像在起跑线上等待发令枪。
我背上的林小禾忽然动了动。她烧得意识模糊，但她好像听懂了我们在说什么。
“钟老师——”她的声音很弱，弱得几乎被楼下的嘶吼声盖过，“钟老师给我——给我吃过饼干——”
我咬了咬牙。
“刘惠珍，你速度最快。去三楼走廊看一眼——只看一眼，看看广播室的门还锁着没有，看看钟老师是不是还活着。如果走廊丧尸太多，别硬闯。如果钟老师已经——也别硬闯。”
“明白。”
刘惠珍的身影在三楼平台上一闪就消失了。速度型觉醒者的初阶能力在狭小空间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她不是跑，是贴着墙壁滑过去的，脚掌几乎不沾地，像一只掠过水面的燕子。
二十秒后她回来了。
“防盗门还锁着。门上有砸痕——丧尸砸的，但门没破。我从门缝里看到了里面有光——蜡烛光。有个人影在动。”她喘了一口气，“但是走廊里有丧尸。至少三十个，挤在楼梯口和广播室之间。它们刚才被那声‘救命’惊醒了，正在往广播室门口聚。”
“她喊救命是因为她看到我们了？”傅少坤问。
“可能是。她可能从窗户看到了防火梯上的人影——看到了我们带孩子们下去——她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三十个丧尸，五个人，十三个孩子和一个伤员。
打不过。硬闯就是送死。
但如果我们现在不走，等三百个丧尸全部苏醒、全部涌上走廊——我们连这条防火梯都下不去。
“我有办法。”周建国忽然说。他把棒球棍放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东西——口哨。体育老师用的那种不锈钢口哨，缠着红绳，哨子肚子被手指磨得发亮。
“体育课用的集合哨。频率高，声音大。如果我在防火梯上吹哨子，能把三楼走廊里的丧尸引过来——至少引开一部分。广播室门口的丧尸少了，你们就能冲过去救人。”
“那你呢？”
“我在这里吹哨子，把丧尸引到防火梯这边来。然后我上去天台上——它们会追着我上天台。天台上的防火门我可以从外面再锁一次。丧尸锁在楼顶上，我们下楼。”
“然后你怎么下来？”
周建国没有回答。
天台只有一条路——防火梯。他把丧尸引上天台、锁上门之后，自己就被锁在天台上了。他下不来了。
“不行。”我说。
“行。”周建国说，声音忽然变得很平静，“我在这栋楼的天台上活了五天。再撑五天也不是问题。天台上有仓库，有雨水，有洗衣粉——我还能撑。”
“你妻子和你女儿在食堂等你。你让我把你锁在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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