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5章:晚清的几场战争 (第2/3页)
林怀安没有停留,但他把那身影,那眼神,牢牢刻在了心里。
他加快脚步,向林家小院走去。
暮色四合,胡同里飘出窝窝头和炒白菜的香气,夹杂着母亲唤儿归家的悠长喊声。
这日常的、琐碎的、属于北平城的烟火气息,与方才音乐教室里那冲天的悲愤,与街口那流亡学生嘶哑的呼喊,与历史书上那沉重的铅字,与军训场上那冰冷的训诫……所有这一切,都混杂在一起,构成这个时代一幅光怪陆离、令人心碎又催人奋进的画卷。
而他,林怀安,一个普通的北平中学生,正站在这幅画卷的某个角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方向,以及那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的答案。
这答案,不在风中,不在歌里,或许,就在他们这一代人,注定坎坷而艰难的求索路上。
只是那路,究竟通向何方?
他抬头,望见天际最后一抹暗红的霞光,像一道未曾愈合的、巨大的伤口。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松花江上》的悲怆旋律,如同浸了盐水的鞭子,抽打在中法中学许多年轻的心上,伤口火辣辣地疼,余痛在血液里隐隐作祟。
一夜之间,这歌声如同不胫而走的野火,在校园的角落、在宿舍的低语、甚至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被低低地哼唱、传递。
许多人眼圈的红肿还未完全消退,那沉郁悲愤的调子,已悄然成为某种无声的共同语言,标记着一种新被唤醒的、尖锐的痛苦与耻辱。
周五下午,是谌宏锦先生的中国历史课。
教室里的气氛,比往日更加沉闷、压抑。
许多学生还沉浸在前一日音乐课带来的情感冲击中,脸上带着尚未散尽的悲戚与某种莫名的亢奋残留。
当谌先生抱着那厚厚的讲义夹,步履略显沉重地走进教室时,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挺直了脊背,仿佛预感到了什么。
谌先生今日没有像往常那样,先就上次课的内容提问,或者闲谈几句时事。
他径直走到讲台中央,放下讲义,却没有立刻打开。
他那双总是透着沧桑与睿智的眼睛,缓缓扫过台下每一张年轻的面孔,目光如同深秋的潭水,平静之下,是看不见底的沉重。
“昨日音乐课,方先生教你们唱了《松花江上》。”
谌先生的声音不高,甚至有些沙哑,但在寂静的教室里,每个字都清晰可闻,“那歌声,想必诸位都还记着。
那是离丧之音,是血泪之泣。
其悲也深,其痛也切。”
他顿了顿,似乎在倾听那依然回荡在空气中的无形旋律,又像是在掂量接下来话语的分量。
“然而,同学们,哭泣与悲歌,可以宣泄情感,可以凝聚人心,却不能代替思考。
眼泪或许能冲淡一时的悲痛,却冲不散历史的迷雾,冲不开现实的困局。
今日,我们不唱悲歌,我们重回历史。
回到那比‘九一八’更早,却也与今日之国难,有着千丝万缕、甚至可称源头关系的岁月——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之役。”
“翻开课本,到第二十六章。”
谌先生的声音陡然变得冷峻,如同出鞘的利刃,划破了教室里粘稠的悲伤气氛。
“我们今日,不谈风月,不谈诗词,只谈血与火,愚昧与狂妄,失败与屈辱,以及,这屈辱背后,那更为致命的东西——文明的坠落与时代的错位。”
他转身,用粉笔在黑板上重重写下两行字:
“闭关自守,自绝于世界。
“仇洋排外,自毁于愚顽。
笔锋犀利,力透板背。
“咸丰六年,西元1856年,英法以‘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再启战端,是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谌先生的讲述开始了,没有慷慨激昂的渲染,只有冷静到近乎残酷的叙述,但每一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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