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故都遇故知 (第2/3页)
游话旧，必多慨叹。”
衒之颔首：“诚哉斯言！且往邀之。”
两人来到胡孝世的住处，他恰巧有空，就一起去了。
他们仨从皇城西墙上的西阳门进入城内。沿着西阳门直通东阳门的这条东西向御道，一直走到位于皇城中央位置的皇宫正门。
皇宫位于皇城中央，其正前方有一条东西向御道（皇城的东西向中轴线），御道以北为宫城区域，御道以南则分布着朝廷的各种行政机构。宫城正南门名为阊阖门，它不仅作为皇宫的入口，还正对着铜驼大街的起点，成为南北中轴线的核心节点。
皇城的布局体现了严谨的中轴对称设计，营造出庄严肃穆的古典美感。杨衒之一路走过去，便把目之所及的国家建筑介绍给白曜。
铜驼大街是皇城的南北向中轴线，从阊阖门向南延伸，贯穿皇城直达宣阳门（皇城正南门），并向城外延伸至洛水浮桥和四通市等地。这条街道两侧对称排布着国家最重要的机构，凸显了北魏时期建筑规划的秩序与威严。沿途的建筑布局如下（从北向南顺序）：
北端起点（阊阖门附近），大街东侧是左卫府（负责宫廷禁卫）；大街西侧是右卫府（与左卫府相对，同样负责禁卫职责）。向南行进，大街东侧是司徒府（掌管民政事务）；大街西侧是太尉府（掌管军事事务）。继续向南，大街东侧是国子学（国家级教育机构）；大街西侧是将作曹（负责工程营造）。靠近南段，大街东侧是宗正府（管理皇室宗族事务）；大街西侧是九级府（职能未详）。宗正府南侧是太庙（皇家祭祀祖先的场所）；九级府南侧是太社（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南端终点（宣阳门附近），东侧是扶军将军府（军事相关机构）；西侧是司州牧官署（地方行政中心）。位于城南，扶军将军府南侧是衣冠里（管理当时衣冠的机构）；司州牧官署南侧是凌阴里（西晋朝的藏冰处）。
这种对称排列不仅强化了空间的仪式感，还展示了北魏洛阳作为都城的宏伟气象。建筑群的功能涵盖了行政、军事、教育和祭祀，体现了古代皇城规划的实用性与象征性统一。
当杨衒之与胡孝世、白曜三人沿铜驼大街缓行，这条曾象征北魏皇权的南北轴线却已面目全非。两侧官署与宫殿仅剩断壁残垣，鸱吻坠地，柱础裸露，昔日覆压数里的太极殿仅存台基杂草。阊阖门前象征“天下归顺”的铜驼像已经不知所踪，只留下两个石头基础矗立在那里。
偶有乞丐蜷缩在残檐下，御道被野蒿侵占，唯有寒鸦盘旋于焚毁的阊阖门残楼上。杨衒之记忆中当年廊庑绮丽，列槐荫途的景象，而今却见佛寺经幢半埋土中，北魏迁邺时未及运走的石像，头颅滚落沟壑；西域商贾遗留的玻璃残片在夕照中闪烁，恍若旧日繁华的幽灵。
他们仨从宣阳门出城，朝城南的报德寺走去，报德寺是孝文帝迁都来洛阳建的第一座寺庙。
报德寺位于洛阳城南开阳门外三里处，开阳门是城南最东端的一个门。白曜跟随杨衒之来到报德寺，看到报德寺的形制不大，建筑也不怎么雄伟壮观，一点也没有皇家寺庙应有的豪华排场，跟民间普通的佛寺没啥差别，虽未完全倒塌，但也是破败不堪了。白曜有些失望。
杨衒之解释说：“报德寺之朴，盖孝文帝崇俭故也。时朝廷初徙洛邑，百废待举，资用未充，故无暇营构华寺。及后世子孙，竞相兴造，穷极奢丽，梵刹相望，皆胜报德远矣。”
他们仨在报德寺已经转了一圈，见已经没啥好看的了，杨衒之提议说：“二君可有意移步国子学堂乎？”
胡孝世和白曜都表示赞同提议。
国子学堂紧邻报德寺，在开阳门御道东。国子学堂是东汉朝廷设立的教育机构的旧址，主要用于教授儒家经典，如《春秋》《尚书》等。
他们仨移步到国子学堂，迈进学堂，见到的也是一片残破景象。
在杨衒之的印象中，国子学堂前有用三种字体刻成的石经十八碑，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刻写的是《春秋》《尚书》这两部经，用了篆体、科斗文、隶体三种字体来刻字，是东汉右中郎将蔡邕书写的笔迹。石经是东汉时期所立，当时共立下二十五碑。到北魏时，还留存十八块碑，其余的都已残毁，但现在啥都没有留下了。
另外还有石碑四十八块，正反两面都用隶书刻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这四部经书。还有一块《赞学碑》，都在国子学堂前面。
此外，还有六块石碑刻着曹魏文帝曹丕所写的《典论》，到太和十七年（493年）尚存四块碑。
这附近还有辟雍（周天子所设的大学）和太学（国家最高学府）。孝文帝重视文化教育，就将这片区域题名为“劝学里”。到了武定四年（546年），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渤海王高澄把石经都搬迁到邺城去了，此地不再留有任何石经。
白曜拱手问道：“胡公、杨公，某鄙陋，不识石经之用，敢问此乃佛经耶？”
胡孝世正色答道：“非佛经也，此乃儒家经典，圣贤之书。读书人若想在朝廷当官，必研习石经所刻之文章。朝廷取士，必考其文。”
白曜挠了挠皮弁：“这般石头刻字，比咱们贺兰山岩画还费事，汉家夫子何不书诸羊革？”
胡孝世捻须笑道：“小郎有所不知，昔年蔡中郎奏请刊石，正是为定经义、息讼端，防止私篡经义。昔董卓焚洛阳，惟此石经与太学门阙岿然独存。”
胡孝世抚碑沉吟：“石虽不能言，但最可信。纵兵燹毁城，终不灭圣贤之道。”
接着，杨衒之便向白曜做了一番详细的解释：儒家经书流传，一直以来都靠手抄。最早是抄在竹简或木简上，叫简册，讲究一点儿的，抄在缣帛上，叫帛书。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后，因为纸张更为轻便，抄书就逐渐改用纸张了。但由于辗转传抄，经书难免会抄错，不但错字、漏字、串行、脱句都难以避免，就是整章整段地颠倒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读书人所用的经文，往往文字不一。而朝廷考试，只能以官府官定的经文为准，所以往往发生文字的争端。为此，不仅博士之间互相攻讦，甚至还发生过考生贿赂主管政府藏书的官员，企图偷改藏书的经文以符合个人私藏本的丑闻。
本来，到东汉后期，太学的学风已经日益败坏。汉安帝时期的太学里，博士倚席不讲，学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沦为菜园。放牧的人在校舍里放牧，打柴的人在校舍里打柴。
到汉顺帝时，虽然修复了许多校舍，但学风还是每况愈下。到了汉灵帝熹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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