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在座的诸君，本该是挺直脊梁谈文学的 (第1/3页)
君特邀请魔都的作家在讲座后进行一次沙龙。
许成军也被邀请在列。
他本来不想来。
但是在讲座过程中一些事确实让他憋屈的难受。
但是在某个时刻却又无奈的难受。
格拉斯的讲座进行到后半程。
当有复旦学生问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时。
话题又绕回“中国现代文学的突围路径”时。
其实这时。
许成军就已经不是很想听了。
他闭着眼睛都能知道讲座的内容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也知道底下坐着的学生会是个什么反应。
70年代末，我们和西方世界的差距显而易见，或者说存在的差距让在场的每一人生不出一丝觉得中国有希望超越西方的心思。
尤其是在文化领域，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更加严重。
别说一个获得诺贝尔学奖的外国人！联邦德国人！
站到了面前。
问题是卢心华问的：“中国文学远远落后于世界文学，您对中国文学的看法是什么？”
他为自己获得的发言机会感到窃喜，更为自己有机会能直接跟西方诺奖获得者对话而骄傲。
至于中国文学？
伤痕累累的旧青花瓷瓶子罢了？
他的《伤痕》能让一个流派叫“伤痕”。
在他眼里他和下面坐着的这帮人不一样，他在追逐更加先进、文明、自由的文学世界！
这一刻，他觉得自己和东洋某国一样，实现了“脱亚入欧”！
至于贬低自己的国家？
拜托！那不叫贬低！那叫说实话！
呵!
卢心华蔑视地看了看周围，他是成名作家，年轻一代的第一人！
瞄到了许成军，他撇撇嘴，沽名钓誉之徒。
格拉斯听完翻译深深的看了看眼前的年轻人。
他年轻时候比所有人都有精神信仰，他信仰的是“纳粹小队”，但是任何时候他都是爱他的国家，他看不起这种人。
但是在他眼里，或者说在整个西方眼里，中国文学确实是不行。
他们——
只有古典文学。
格拉斯忽然抬手敲了敲黑板上“西方现代派”几个粉笔字，语气带着过来人的笃定。
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观点，却在许成军心里划开一道尖锐的裂口。
又拉开了卢心华心里的光。
“我必须坦诚，”
格拉斯用德语说，张威连先生的翻译同步响起，“在西方学界看来，中国现代文学要获得‘世界性’认可，需要更主动地拥抱西方现代派技法。比如你们的作家可以试试‘荒诞叙事’，像《铁皮鼓》里奥斯卡的‘拒绝长大’；或者借鉴‘碎片化结构’，像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这些技法能帮你们打破传统叙事的桎梏，让世界更快听懂中国的声音。”
他伸手拿起桌上的《清明》杂志，这是来之前张威连向他介绍的时下最火的一本，给他翻译了几段，讲了一些剧情。
但是简单的翻译看不出许成军的叙事结构，也看不到许成军背后运用的古典意象元素。
于是他说：“许的《红绸》很动人，但如果加入更多‘怪诞元素’，比如让木梳突然说话，或者让红绸自己飘向战场，会不会更有‘先锋性’？
西方读者对这种‘超现实’的表达更熟悉，也更容易产生共鸣。”
许成军环顾周围一圈，虽然内心知道现实，但是多少有些悲哀。
这话一出，台下的反应几乎是一边倒的认同。
德语系的董问樵先生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西方技法=桥梁”。
魔都作协的罗洛凑到王元华耳边：“他说得有道理，咱们之前译里尔克，不也是靠西方的‘象征手法’才让读者接受？”
连中文系的年轻教师都小声议论：“或许真该试试，总不能一直写‘现实主义’，显得太传统。”
找了关系来听课的严葛玲悄然在心里种下了向往西方世界的种子。
别觉得意外。
这个时候的文学界或者说文化界就是这么软弱。
进入80年代，一大批像卢心华、陈冲、严葛玲这样的有学历、有见识的文化界青年骨干都加入了“漂亮籍”。
1979年的中国文学界，正处在“复苏后的迷茫期”。
长期封闭后，面对西方现代派的冲击，多数人默认“西方=先锋”“传统=保守”，格拉斯的观点恰好戳中了这种“急于接轨”的焦虑。
“进步人士”都觉得，只有学会西方的“语法”，中国文学才能走出国门，被世界看见。
格拉斯继续向大家推介西方理论。
最后，总结似的发言：“中国，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还需要至少100年能追上西方世界。”
台下默然。
到了提问发言环节，变成了一群以卢心华为首的趋西方进步人士的牧羊发言。
“西方是不是人人都是自由平等？”
“民主是不是可以催生出更加现代化的文学？”
“在灯塔，是不是可以人人吃饱穿暖，享有平等的权利？”
偶有关心中国文学的人士，也说的是：“中国文学要先学习哪些西方理论，再学习哪些西方文化才能进步？”
格拉斯自然是以西方民主自由的理论和工业革命领先者的姿态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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