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千三百三十三章 (第2/3页)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一员，宋朝也总有几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外患、内乱、天灾和政变。其他尚且不谈，但在面对内乱这个问题上，宋朝又显现出独特之处，那就是对农民起义军运用以招安为主的和平对待政策。如果一个人或者机构碰到阻碍自身发展的问题却不去解决，那原因就只能有两个，要么是有更深的打算，要么就是能力不够、解决不了。
宋朝之所以会对自己内部的农民起义采取招安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的军事实力确实无法支撑它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清剿行动。当然，对战争后果的考量必定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如经济破坏、百姓死亡等。试想一下，如果宋朝能够做到短时间、高效率地平定农民起义，其中损失就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又何必再去招安呢？宋朝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困境，便不得不说到宋朝那着名的冗兵政策。无论是在哪个朝代，如何安抚因各种情况而被迫流离失所的大量百姓一直都是个严重的问题，宋朝当然也需要对此做出自己的应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宋朝选择将流民们全部吸收进入军队，“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当什么三教九流都能进入军队后，势必就加大整个军队的管理难度，如贪生怕死、贪污腐败、欺上瞒下等事情的发生频率都会大大提高，从而直接降低宋朝军队的战斗力。若是将军治理得好，其实也还能消除这个负面影响。但问题就在于，将军没那种客观条件来治理。宋朝政府为了防止自己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那种情况，实行了将兵分离制度，也就是说，一个将军无法长时间呆在一支军队当中。这不仅降低了将军把军队管理好的积极性，毕竟自己就待这么几年，军队好坏跟自己没多大关系，还使将军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对军队进行管理和调整。久而久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再加上军队本身就容易出问题，战斗力肯定大幅度下降。当然，如岳飞创立的岳家军那种肯定是独一的例外，主要还是得归功于岳飞的本事大。此外，为了更好地将军队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宋朝皇帝还要求将领把军队的战术安排、一路碰到的情况时时汇报。甚至有时候他们还要自己隔空操纵，如宋太宗时期就曾出现了“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简直在乱搞。这一通操作下来，宋朝军队看起来数量多，实则战斗力无比低下，因此宋朝政府在面对起义军时只能主要采取招安政策。
宋朝最出名的治国政策，便是重文轻武。宋朝统治者深信饱读经书的文人们能够大力推动国家的发展，并使整个社会良性发展。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怕武将权力太大，谋自己的位。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科举考试在民间的普及率和参与率大大提高，无数平民百姓凭着考试这一手段脱颖而出，一步一步爬进宋朝的政治核心圈子。正因为出身平民阶层，他们普遍对下层平民百姓有着更深的了解和同情，连带着对他们造反活动也有着更广的包容之心。曾出任湖南提刑的宋慈曾这样说道：“湖南之盗贼，多起于下户穷愁，抱冤无所伸。“他们认为人民之所以会起义，绝非是出于野心，而是遭遇了不可逆转的变故导致失去了生计，如天灾、贪官和政府的不作为。显然，事实也正是如此，毕竟不是每一个农民都怀揣着一颗想要当皇帝的心。因此，他们并不主张采取军事手段来对起义军们进行打击。相比之下，对他们进行招安，则完全能够避免人命如草芥般倒下的残酷场面，这一社会问题也可以得到有效解决。
还有很多官员也很清楚，这些盗匪，多数都是活不下去了。
宋仁宗年间，大臣包拯向当朝皇帝献上一封奏折，他先是说这三十多年来朝廷官吏增长了一倍多，比政府真正需要的官员多了几倍，而且财政收入比前朝增加了两倍多。于是，他指出了问题所在，纳税的人数没多大变化，而土地的收成相比前几年是有减无增，但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增长得如此多，这是为什么？原因只能有一个：当朝征税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横征暴敛。关于宋代税收之重，另有宋官员晁说之，曰：“宋赋、役几十倍于汉”。甚至还有人得出：虽然宋代人口和疆土不及汉唐，但国家财政税收却比唐朝多7倍的结论。可见，宋朝税收是如此之重。包拯继续说，由于朝廷最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事需要花钱，于是在征收之外还发明了一个新花样，叫作“折变”。比如江浙地区，一斗小麦折算成34文的税，但地方发运司部门却把规定改成将小麦折算成钱，每斗小麦折算成94文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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