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1/3页)
两个星期后，我去看了沈敬尧。
监狱在北方某座山的深处。车开了很久，从高速转到省道，从省道转到县道，从县道转到一条没有名字的山路。十一月的山里已经很冷了，路两边的树掉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像一片伸向天空的、沉默的手指。关卡过了三道，每道都要查证件、登记、打电话确认。最后一道关卡的武警战士把我的身份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看了看我的脸，又看了看身份证上的照片。照片上的人四十一岁，眉骨深重，眼神锐利。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也是四十一岁，眉骨深重，眼神——他说不清那是什么眼神。他把身份证还给我，敬了一个礼，铁门开了。
毫无疑问，几天前的法庭上，他数罪并发。
那条新闻我看了。电视上的沈敬尧穿着橘红色的号服，头发剪得很短，脸上没有表情。法官宣读判决书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在法庭某个空无一人的角落，像是在看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一百三十六年前在清源山寺庙里举着枪的那个沈敬尧，在落日计划中央控制区里把枪口顶在我眉心上的那个沈敬尧，在天津港码头上被北洋水兵从海里拖上甲板、蜷缩在积水里挨打的那个沈敬尧——三个人的影子在电视屏幕的光里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本应被判死刑。泄露国家机密罪，叛国罪，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核武器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破坏数字基础设施罪——每一条都够他死一次。堰城那枚核弹，几十万条人命，一百三十六年前的事在这个时代的法律条文里怎么算，法庭上吵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是写进了判决书。
但是由于他强大的律师团队，变成了死缓，六个月不得减刑。
那支律师团队是漂亮国最顶尖的刑事辩护律师事务所，据说是他那些雇佣军花了大价钱从全球各地请来的。他们在法庭上出示了上千页的证据，请了十几个专家证人，做了长达几十个小时的法庭陈述。从“沈敬尧在签署《全球数字主权让渡协议》时已处于漂亮国政府的操控之下”到“堰城核爆的****并非沈敬尧本人安置”，从“他在落日计划中央控制区的行为是在协助龙国军方获取情报”到“他在被捕后主动交代了剩余核弹头的埋藏位置”。法官敲了法槌，法警把他带下去的时候，他的律师团队在旁听席上互相拥抱，像打赢了一场球赛。
全世界都炸了锅。漂亮国的媒体说这是“司法独立的最好证明”，欧洲的媒体说这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亚洲的媒体在算六个月之后他还能用哪些理由继续减刑，非洲的媒体在问为什么一个杀了这么多人的人还能活着。龙国的网络上，有人骂律师，有人骂法官，有人骂漂亮国，有人沉默地转发堰城核爆遗址的照片。那张照片是黑白的，一片废墟，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行小字：“摄于堰城核爆后第三天”。转发的人没有评论，只是转发了。一个，两个，十个，一百个，一万个。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看他。
车停在山里的那个早晨，我坐在驾驶座上，发动机已经熄了火，暖风还在吹，吹得我手背上干裂的皮肤有点发痒。我看着挡风玻璃外面那扇灰色的铁门，看着铁门上面的铁丝网，看着铁丝网后面那栋灰色的、没有窗户的、像一块被切下来的立方体一样的建筑。我问自己这个问题，问了好几遍。也许，我自己也说不清。怀旧？我和沈敬尧之间有什么可怀旧的？军校操场上一起跑过的五公里，潜艇舱室里一起喝过的罐头汤，演习结束后一起抽过的那根烟——这些东西在清源山寺庙的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就已经被那颗子弹打得粉碎了。那颗子弹穿过了慈熙的心脏，穿过了那件藏青色棉布褂子，穿过了我和他之间所有的、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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