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2/3页)
需要时间想一想怎么回答你。”
然后下课铃响了。
那铃声在那一刻听起来像天籁。不是因为它拯救了我，而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离开的理由。女老师走上讲台，简单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开始组织孩子们放学。孩子们背着书包从我们身边经过，有人跟我们说“老师再见”，有人好奇地回头看我们，有人小声地交头接耳。
那个拿着书的男孩最后一个走出教室。他在门口停了一下，转过身，看着我和赵远航。
“陈老师，赵老师，”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我相信那是真的。”
然后他转身，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
我和赵远航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对视了一眼。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那是七十年的沉默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最原始的、最滚烫的东西正在从那道口子里往外涌。
“走吧。”我说。
我们走出教学楼，走过操场，走到停车场。赵远航打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我坐在副驾驶上。他没有发动车子，只是坐在那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天空。
“他还记得。”赵远航说，声音很轻，“那个孩子。他从野史上看到的故事，他记住了，他相信了。”
“嗯。”
“一百三十六年了。还有人记得。”
我没有说话。我无法说话。因为我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泪水，不是悲伤，而是某种比这些都更沉重的东西。
赵远航发动了车子。我们驶出了学校，驶上了回家的路。北京的傍晚车流如织，霓虹灯在暮色中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整座城市染成了五颜六色。赵远航开得很慢，很稳，一如既往地不超过四十码。
车子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红灯，我们停了下来。我看着窗外，看着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看着那些牵着孩子的手的父母，看着那些背着书包骑着单车的学生。他们的脸上有疲惫，有匆忙，有笑容，有忧愁，但所有的表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一百三十六年前，有一群人用血肉之躯挡住了坦克和步战车。他们不知道有一个老太后，穿着藏青色的棉布褂子，用身体挡住了射向别人的子弹。他们不知道有一艘叫“龙鲸”号的核潜艇，从未来穿越回过去，改变了一场战争的结局。
他们不知道。他们不需要知道。他们只需要活在这个被改变了的世界上，就够了。
绿灯亮了。赵远航踩下油门，车子缓缓驶过路口。
然后，我的脑子炸了。
不是比喻，不是夸张，是真正的、物理意义上的——炸了。那种疼痛不是从某一个点开始的，而是从整个大脑同时爆发的，像有一万根烧红的钢针同时刺进了我的颅骨，像有一千枚炸弹在我的脑壳里同时引爆。
“啊——！”我惨叫了一声，双手猛地抱住头，身体蜷缩在了座椅上。
“陈海生！陈海生！”赵远航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隔着水。他猛踩刹车，车子在路中间急停，后面的车疯狂地按喇叭，但他不管了，他解开安全带，转过身来抓住我的肩膀。“陈海生！你怎么了！”
我想说话，但我的舌头不听使唤。我的嘴唇在哆嗦，我的牙齿在打颤，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不是模糊，是黑暗。是从四周涌上来的、浓稠的、无法穿透的黑暗，像当年在黄海深处、在二百一十米的深度、在传送门开启之前的那一刻，舷窗外那片无边无际的黑暗。
“赵……赵远航……”我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沙哑、破碎、不像人声。
然后，我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醒来的时候，耳边是“嘀——嘀——嘀——”的声音。有节奏的，单调的，冰冷的。心电图机的声音。
我的眼皮很重，重得像压了千斤的石头。我试着睁开，试了很多次，每一次只能睁开一条缝，看到一片模糊的、白色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有塑料管的味道，有医院特有的、冰冷而干净的味道。
ICU。我在ICU。
我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隔壁床上躺着一个人。赵远航。他也穿着病号服，身上也连着心电图机，也在昏迷。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嘴唇微微张开，呼吸均匀而缓慢。他的眼镜被摘掉了，放在床头柜上，旁边是他的手机、钱包和一串钥匙。
他怎么会也在ICU？他不是开车送我来的吗？难道——
“嘀——嘀——嘀——”心电图机的声音单调地重复着，像一把钝刀在切割时间。
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异样。
不是疼痛，不是虚弱，不是任何一个人从昏迷中醒来时应该有的感觉。而是一种——力量。一种从骨髓深处、从肌肉纤维里、从每一个细胞的核心里涌出来的、充沛的、滚烫的、像二十岁时在军校操场上跑完五公里后那种浑身使不完的劲儿。
这不正常。我九十一岁了。九十一岁的人醒来的时候应该浑身酸痛，应该四肢无力，应该连翻个身都要喘半天。但我没有。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重新启动的发动机，每一个零件都在嗡嗡作响，每一滴燃油都在燃烧。
我猛地坐了起来。
动作太快了，快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九十一岁的人不可能这样坐起来。我的腰呢？我的膝盖呢？我的椎间盘呢？那些陪伴了我几十年的老伙计们，怎么一个都不在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不是一双九十一岁的手。没有老年斑，没有青筋暴起，没有皱得像树皮一样的皮肤。那是一双年轻的、修长的、指节分明的手。掌心有老茧——那是无数次拧动阀门、操作舵轮留下的痕迹。
我的手。我四十岁时的手。
我掀开被子，下了床。脚踩在地板上的感觉是凉的，但不是那种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凉，而是一种年轻的、健康的、充满弹性的凉。我的腿很稳，我的腰很直，我的背——我的背不驼了。九十一岁的陈海生背微微驼着，走路的时候总要往前倾一点，但现在的我，站得笔直。
我走到镜子前。
镜子里站着的那个人，不是我。不是我九十一岁的我。而是——四十一岁的我。颧骨偏高，眉骨深重，眼神锐利，皮肤苍白——那是常年不见阳光的潜艇兵特有的苍白。头发是黑色的，浓密的，没有一根白头发。嘴唇紧抿着，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那是1989年在潜艇上被阀门手柄磕的。
我盯着镜子里的那张脸，看了整整十秒钟。
然后我叫了出来。
不是尖叫，而是一种从胸腔最深处爆发出来的、无法控制的、混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吼声。“啊——！”
那声音在ICU的病房里回荡，撞在白色的墙壁上，发出嗡嗡的回响。
“陈……陈海生？”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沙哑的，颤抖的，像是一把生锈的锯子在锯一块朽木。
我猛地转过身。
赵远航坐在隔壁床上，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巴张着，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看一个鬼——或者像一个鬼在照镜子。他的眼镜还放在床头柜上，他没有戴眼镜，但他的眼睛——那双没有眼镜片遮挡的眼睛——此刻正死死地盯着我，瞳孔剧烈地收缩着，嘴唇在哆嗦，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然后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移到了自己身上。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不再苍老的、不再布满皱纹的、不再有老年斑的手。他的手也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已经猜到了什么。
他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看着那面镜子。
镜子里的赵远航，不是七十三岁的赵远航。而是——三十出头的样子。清瘦的面容，银框眼镜——不，他没有戴眼镜，但他的视力是好的，他不需要眼镜了。他的头发是黑色的，浓密的，没有一根白头发。他的脸上没有皱纹，没有老年斑，没有那七十年风霜雨雪留下的痕迹。
他的嘴巴张着，张了很久很久。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说什么，但没有声音发出来。他的喉咙里发出一串含混的、破碎的音节，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
“我……”他终于憋出了一个字，然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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