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天不应 第七章冰冷的规则 (第3/3页)
掏出手机，拨通了妻子的电话。声音沙哑：“老婆，我……我找了个临时工，明天能开工。”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压抑的抽泣：“你……别勉强。”我挂了电话，眼泪终于掉下来。不是因为委屈，而是突然明白：他不是冷漠，他是被这社会驯化成了机器。当年那个会为一碗面笑出声的少年，如今连“老李”两个字都得用“李哥”来称呼。
第二天，我去了工地。工头是老张，认识我十年。他递来一罐啤酒：“老李，听说你找学弟了？”我点头，喉咙发紧。他叹气：“那小子啊，去年还说要帮咱修路，结果呢？人一走，连影子都没了。”我仰头灌了口酒，苦得直皱眉。老张拍我肩膀：“别想多了，这世道，谁还没个坎儿？”他顿了顿，“我儿子去年也住院，我蹲在医院门口哭了一宿，可没找谁借钱。”他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我攒的，先用着。”我攥着那几张零钱，手抖得厉害。老张说：“你小子，别把自己逼死。”这话像针扎进心里。我忽然想起，当年学弟也是这样，总说“别怕，有我在”。可现在，他连“有我在”都懒得说了。
深夜，我躺在工棚的铁架床上，听着隔壁的鼾声。窗外，写字楼的灯光亮到凌晨。我盯着天花板裂缝，想起学弟办公室的落地窗——他一定能看到整座城市的灯火，却看不到街角那个在工地上搬砖的人。社会的鸿沟不是一道墙，而是一道深渊。你爬得越高，越听不见下面的哭声。大学时，他总说“我们是兄弟”，可兄弟这词，早被镀了金，变成了一张不能兑现的支票。我摸出那张五千元的红包，纸币硬得扎手。我把它塞进枕头底下，不是因为感激，而是因为害怕。害怕自己会哭出来，害怕自己会跪下来求他。
天亮时，我醒了。工棚的阳光照在脸上，暖烘烘的。我起身，把红包放在床头。今天，我要去领第一笔工钱。老张说，工地活多，能多挣点。我走到窗边，看远处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朝阳，刺眼得像在嘲笑。我忽然觉得轻松了。原来，情谊不是靠钱买断的，是靠心来守的。他守不住，我不守了。
下楼时，我遇见了小王，工地新来的。他问我：“哥，你刚才在笑什么？”我指指远处的高楼：“在看太阳。”他抬头，眼睛亮亮的：“真好看。”我点点头，转身走向工棚。阳光照在手上，暖的。我忽然想起，大学时他总说“阳光照在身上，就是希望”。现在，这希望在我手里，不是靠别人施舍，是靠我自己搬砖搬出来的
我走出工地大门，阳光洒在脸上。手机响了，是学弟发来的：“李哥，公司新项目招人，你来试试？”我盯着屏幕，没回。把手机关掉，放进裤兜。远处，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依旧闪着冷光，可我的影子却在阳光下站得笔直。五千元的红包还在枕头下，但我知道，真正的钱，是这双手能撑起的明天。社会的鸿沟再宽，也跨不过人心里那道光。